2018年11月14日《西安晚报》第6版
记者在鞠躬院士办公室见到他时，89岁的他正在电脑上仔细看一张图片。他热情地招呼记者：“欢迎你也看看，这可是我最珍惜的礼物。”这是一张许多图书封面合在一起的照片，这些书都是巴金先生的文学作品，在每一本图书封面上都写着“赠鞠躬”。
出身书香门第 成长于高规格的文化沙龙
鞠躬院士的父亲和巴金是好友。鞠躬院士微笑着回忆：“我临出生的那段时间，巴金叔叔正好来我们家暂住。是他把我母亲送到医院，我出生后第一个看见我的是母亲，第二个看见我的就是他。”
鞠躬院士告诉记者：“巴金叔叔下楼时，常常边走边背诵正在看的书。有一次我听见他照例在背诵着，但我分辨不出是什么语言，就问他背的是什么书，他说是但丁的神曲。当时，我家就像‘孤岛（上海）’上唯一的一个文化沙龙，我坐在一边听他们谈论。巴金叔叔的朋友很多，我能想起的有郑振铎、靳以、陆蠡、曹禺、钱钟书和杨绛等。”
鞠躬出身书香门第，他的舅公是胡适先生。在这样高规格的家庭文化熏陶中，鞠躬院士懂得多国语言，尤其精通英文，他的很多医学笔记都是用外文来记录的。他尤其爱听古典音乐，直到今日，喝咖啡、听古典乐依然是他闲暇时最爱的享受。
鞠躬院士祖籍安徽绩溪，1929年出生于上海，我国现代神经解剖学奠基人，现任空军军医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提出的“脑下垂体前叶受神经-体液双重调节”学说，打破了半个世纪的定论，首创的脊髓挫伤早期神经外科手术开创了国际先河。
“磨破了屁股，脑袋里长了知识”
鞠躬这个名字很特别，其中的含义令人深思，他笑眯眯地讲述了这个起名字的过程：“我祖父姓周，安徽绩溪人，是位茶叶商；我父亲当然也姓周，但因为深感中国历来氏族观念太强，经常有氏族间的恩怨世代相传以致械斗不断。因此，我父亲给自己起名索非，废弃了姓。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取名索非，直到许多年后才悟出来‘索非’和‘求是’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不索非何以求是？’父亲给我起名鞠躬，大概是希望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鞠躬只是一个没有姓的名字，待到我生儿育女后要报户口时就成问题了。他们姓什么？如果不姓鞠，那他们是谁生的？难道是领养的？不得已，我的儿孙一律姓鞠了，好在百家姓中有‘鞠’姓。”鞠躬院士说。
鞠躬院士1952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同年被选派中国协和医学院（现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高级师资班接受培训，1953年起任教于第四军医大学（现空军军医大学）。当时的西安很艰苦，这让出生成长在上海的他难以想象。但他说：“我性格乐观，来了就来了。”他被分配到解剖教研室，因为那里有他喜爱的神经解剖学，他一有空就泡图书馆，坐硬板凳、泡图书馆，泡得坐骨结节下的皮都磨破了。他说：“值！磨破了屁股，脑袋里长了知识。”经过10年苦读，他终于可以做独立研究了，他和团队的“听觉束路追踪研究”震动了当时的医学界。然而，紧接着的特殊年代，他又连番遭遇阻挠，医学研究工作不得不中断。直到1985年，他56岁时才有了转机。忆起往事，鞠躬院士说：“做人要诚实，我当时只填了对自己不利的家庭关系，有利的都不提，虽然比较倒霉，但我一点也不后悔。”
从繁华大都市上海到西部城市，鞠躬的生活水准直线下降，不过他却在这里发现了巨大的宝库，学校的图书馆成了他的精神乐园。此后，鞠躬除了教书，其他的时间都扎在了这里。完成了国内首例神经束路追踪研究后，鞠躬又提出了“脑下垂体前叶受神经-体液双重调节”学说，打破了垂体前叶不受神经直接调节的半个世纪的定论。这一成果，让鞠躬在国际上享有了极高的声望。
“科学家的生命在于更上一层楼的追求”
1991年，鞠躬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科学家的生命在于不断地更上一层楼的追求。“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因为我当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后，有些同事就说，老鞠你到头了，这就是最高荣誉了。但我想不对，我不能停在这里，要一辈子往上走的。”鞠躬院士说。
60年前，鞠躬院士曾经说过一句话，“Each day a step nearer to my grave。”意思是“活一天少一天”。同事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悲观，鞠躬院士其实很乐观，他说每过去一天少一天，难道不该珍惜每一天吗？
谈起自己一生的事业，鞠躬院士说，脊髓损伤是战场和军事训练中常见多发伤，轻者运动受限、重者瘫痪，历来是各国军事医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课题。他的研究方向，就是要攻克这一难题。在传统手术的基础上，鞠躬院士大胆创新，率先提出了“硬膜外减压治疗法”。这一治疗方案一经发表，便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02年，鞠躬院士依托解放军昆明总医院脊髓损伤科，对30例最严重的全瘫患者实施了脊髓挫伤早期神经外科手术。按照传统医疗理念说法，这些患者已经无法再用双腿站立，可术后3个月，他们中80%的人都可以独立拄拐行走了。
“钱学森之问”让他一生实践创新教育
1983年，还是副教授的鞠躬被教育部特批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在对学生的培养上，鞠躬院士始终要求非常严格，甚至给研究生立下规矩：凡违背科研道德的一律开除。回忆这一段，鞠躬院士说，抄袭是万万要不得的，曾有个学生有过抄袭，本来要开除的，后来考虑到学生的前途，让他自己退学了。
1985年，鞠躬院士建立了全国首个神经生物学教研室。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个教研室不仅创造出有世界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更为祖国培养了许多高层次医学人才。
“我一屁股坐到桌子上，用身体模仿一个‘胃’的运动，来给学生们讲述，很受欢迎。”一生为师，鞠躬院士的创新教学一直很受学生喜欢。他很关注钱学森的世纪之问，一心要为祖国培养创新人才。鞠躬院士很谦虚：“‘钱学森之问’让我知道，我以前不过是个好教书匠，所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学着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这是我的责任。照本宣科，学生们是没有兴趣的，所以，在我的课堂上，着重剖析医学成就的发现过程、还原创作者的发现思路，我就是通过这些一点点启发学生。”
“与真理为友”，是鞠躬院士经常鼓励学生的话，他的创新思维让一代又一代学子受益。樊洪是鞠躬院士在2010年招收的研究生，樊洪博士毕业那年，鞠躬院士希望他能在脊髓损伤治疗上进一步创新，要在病人脊柱完全断裂的情况下恢复神经功能。后来，樊洪做了一个大胆的创新，通过特殊的技术，给已经断裂的脊柱两端“架上一座桥梁”让营养和神经通过，这一创新医疗手段填补了国内神经解剖学的空白。最终，樊洪的论文发表在了英国的《脊髓》杂志上，在医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樊洪也成了鞠躬院士很器重的助手。
“ 我只不过点燃了一支蜡烛而已”
工作了65年，鞠躬院士荣获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八五”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原第四军医大学首届教学终身成就奖。在从教65年的时间里，鞠躬带出了67名博士、65名硕士，还有不计其数的本科生，他的学生张旭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学生用诸多事例来说他是“一代恩师”，但他说：“我对我自己这一生的评价是没有什么伟大的业绩，只不过点燃了一支蜡烛而已。这是我的真心话，比起很多大师、名家来，我只能是一支蜡烛。”
目前，89岁的鞠躬院士仍坚持每天上班。他目前研究的重点是免疫系统对神经系统调节作用。每天下班回家听小孙子弹钢琴，是他的一大享受。鞠躬院士笑着说：“我有架钢琴，是70岁生日时买的，可是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学习，竟然闲置了20年。只好抚琴叹气了，这一辈子我跟钢琴就没缘分了。”好在鞠躬院士的小孙子有着难得的“完美音准”，学琴进步非常快，弥补了老人的遗憾。
有人写了一幅字“大家风范”送鞠躬院士。他幽默地回应说，应该写“小家弊玉”，弊病的弊。人们称他为“泰斗”，他回应说：“实际上我从来不接受‘大师’的称号，更不是‘泰斗’。我认为能当一个好漏斗，能滤掉糟粕，留些精华给后世就不错了。” 文/图 记者 张潇
（责任编辑：袁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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