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是完善科技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的效能，更好保障重大科技创新的顺利实施。优化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也是中国式创新模式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内容。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聚集国家创新系统多重创新主体资源要素，聚焦“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大战略任务，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目标的战略途径。
一、深刻把握优化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的战略意义
优化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是顺应科技创新本身发展内在逻辑，特别是高质量推进重大科技创新活动的内在需求，更是更好释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重要途径和保障。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新环境，以及日益复杂的不确定性，先进制造、新型材料、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等新技术加速演化，在新一轮科技创新动态演进过程中，前沿性颠覆性原创性创新不断涌现，与原有科技创新基础和体系交互重叠，加速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多种生产要素多维度组合，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作为新质生产力的第一驱动力，包括科技创新在内的全面创新日益成为产业创新、经济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也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更高层次的科技创新支撑与引导，然而重大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高、公益性公共性高、投资规模大与投资回收期长并存、研发组织动员难度大、应用场景需求复杂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单纯依靠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几乎不可能实现高水平重大科技创新，这就需要一个高效的科技管理体制和组织机制。2023年，国家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统筹布局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统筹协调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等。我国科技创新宏观管理体制机制的新变化，对于进一步强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聚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优化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的核心内容在于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等战略要求将更加突出，如何在更广泛层次上将最新最适宜的科技创新成果与丰富的产业创新内容有机融合，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与产业自主可控双向螺旋演进，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体制机制等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更加高效，产出了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有力地支撑和引领着中国式工业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持续位居世界首位，2022年占全世界比重为30.2%，成为全球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作为一个工业大国，我国制造业为包括重大科技创新在内的现代科技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宏大应用场景，与此同时，以电动汽车、光伏、高铁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在科技创新助力下勃勃发展，为世界范围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本质，从宏观上看是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从微观上看是技术与生产的融合，从产业化上看是高质量技术供给和需求的高效匹配。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组织机制就是为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提供不竭的动力源、丰裕的润滑剂和强大的催化剂。当前，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组织面向的重点领域，就是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结合现代产业发展规律，借助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平台，设立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一体化投资基金，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战略重组优化相结合，与高质量民营企业发展相协调，采用股权投资等方式，促进重点产业重点领域资本重组、创新合资公司，畅通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加速一大批前沿性、颠覆性、原创性重大科技成果生成和产业化，培育产业新动能。
三、优化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的重要基础在于强化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利益共同体建设
科技创新项目特别是重大科技创新项目通常都是聚焦国家重大科技需求而进行一种贯通式融通式的战略性技术创新组织活动。“贯通式”强调的是重大项目技术领域前向后向技术链条或研发设计的一致性连接性，即系统化的技术体系；“融通式”突出的是不同创新主体间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这种贯通式融通式的创新共同体模式，即包括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不同类型的创新发动者、组织者、实施者等主体，按照突破“卡脖子”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重大共性技术等任务目标，精细分工、精密合作，是加速形成集聚广泛资源的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组织的微观单元集群，更是协同推进创新价值链全流程多维度集群式突破的重要组织保障。这就需要以全方位多层次跨阶段的创新型企业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和创新生态集群构建为重点，统筹雏鹰—瞪羚—独角兽科技创新企业培育，与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领航企业等制造业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在若干重点领域加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大企业集团主导、高质量创新企业协作集成的新型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通过“揭榜挂帅”之类的方式，政府“出题”、政府+企业“出题”，创新共同体共同“破题”“解题”和“结题”，支持和引导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按照市场机制自发组建多种类型创新联合体，突破制约产业创新或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在创新共同体的“答题”过程中，也将促进更多的创新资源聚集到企业中来，让远离市场的成果更加接近和融入市场，也让市场有更高质量的科技成果赋能，形成更具活力和生命力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双重循环，组建国家级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中心，加速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与转移扩散质量，在促进现代化高质量供给体系建构与强化的同时，持续变革落后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分配方式，形成一种最大限度融合现代科技创新的新兴经济模式，最大限度优化各种资源配置的新产业体系。
四、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的重要推动力在于激活地方创造性
发挥好国家科技创新空间布局战略力量，即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武汉、西安、成渝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在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中的开拓引领功能，统筹国家科技资源配置，激活地方创造性。例如，福建通过对标国家重大需求，围绕“抓源头”“强主体”“优平台”“活机制”“聚人才”五个重点任务，构建“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协同创新机制，破除区域创新系统中的组织、身份、地域等羁绊，抢占半导体电子化学材料等新赛道，填补电子气体、新型氟基材料、显影液等国内关键电子材料领域空白，培育出了宁德时代、福建德尔等一批科技领军企业，形成了福建特色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模式。
聚焦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项目任务，深化央地合作。以央企为产业链链长，充分发挥央企对地方企业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牵引两方面双向发力，突破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难题。以央企为产业链链长，激发地方科技资源产业基础优势，集中力量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造多样化的区域性原创技术策源地。加大地方配套集群的业务范围和各环节产品采购力度，打通供应链、协同上下游，协调资本重组、技术升级迭代、产业布局优化，辐射带动本地配套集群多极化、高端化发展。
不断激发高新技术园区、各类经济开发区等空间平台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积极主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围绕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目标，将科技项目工程与产业项目工程统一推进，提高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加速构建新型产业-区域创新体系，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高水平协同发展。围绕航空制造、新材料、机器人、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创新，构建各具特色的新型产业-区域创新体系，提高地方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的承载能力及实施效果，推动系统性赋能与产业协同升级。
五、优化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组织机制的突破口在于建设现代化国家实验室科研组织制度
聚焦国家战略任务需求和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很多地方政府积极培育探索国家实验室科研组织新机制新模式。作为辽宁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宁材料实验室构建了“颠覆—创新—高效—融合”的科研体系。该体系主体由颠覆性技术研究所、培育与融合中心和共性支撑平台构成，聚焦材料颠覆性技术，开展从原创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技术的贯通式全链条研发，实现了“精准选题—专业研发平台—共性技术共享支撑平台”一体化发展。在选题上，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材料科学发展，挑战具有引领性前瞻性的“真问题”“大问题”，勇闯科研“无人区”，与鞍钢集团、中国重燃合作开展先进金属材料产业和氢燃料燃气轮机产业前沿引领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应用；在专业研发平台上，确定材料素化技术、钢铁再生技术、燃氢防护技术、材料智能技术、结构化材料技术、材料量子调控技术等6个具有颠覆性的技术研发方向，引进或自主研发了专用的高端仪器设备，为加速推进原创材料颠覆性技术成果产出落地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支撑；在共性技术共享支撑平台上，构建大型化、集成化的郭可信材料表征中心等共性技术共享支撑平台，实现共性仪器设备高效共享共用。
重点围绕国家和地方不同类型的高层次创新平台属性、定位与功能，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强化用人自主权和充分释放人才活力的创新平台激励机制，即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为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一是建好平台人才良好生活的“底子”，完善基础性保障激励机制。坚持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制定完善以知识、技能、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利益分配，以市场价值回报人才价值的薪酬激励政策。合理确定薪酬待遇体系，保证基础收入适度稳定增长，确保各类人才踏实工作、愿意干活。二是搭好平台人才顺利成长的“梯子”，健全动态化发展激励机制。积极推动人才评价去行政化，畅通晋升晋职通道，推动青年科技人才成为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雁”；破除平台创新人才所属关系藩篱，支持高层次人才进入平台党委等决策体制；加速形成一流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三是备好特殊拔尖人才发现、培育的“池子”，构建未来顶尖人才育引机制。面向全球创新网络，重点聚焦重大技术创新策源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未来产业发展等战略需求，储备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创新的人才队伍。四是做好科研优先、首问负责制的“尺子”，完善支撑创新人才安心、放心、顺心的综合管理服务机制，提高现代化创新平台体系化效能。
王伟光（辽宁大学经济学部）/文，首发刊载于《科技中国》2024年第12期 专题：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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